就是在生活的最细微处，上海似乎已经开始为“外乡人”而变化。说不说普通话，其实是个态度的变化。更让黄唯刚觉得兴奋的，是制度上的改变。他知道，这些对于人的影响，更为重要。
尽管在上海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愉快，黄唯刚说自己还是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他留在上海一所高校当老师。眼下，不仅因为自己的户口已经迁入了上海，拥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证明，重要的是，他发现上海开始由原来的排外，渐渐变得宽容大度起来。
开始被承认
4年前，刚到上海的时候，黄唯刚记得许多出租车司机一开口就同人讲上海话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大多数人会先用普通话问一句“请问要去哪里？”
那次去报名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，黄唯刚也遇上了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。一个上海女孩，报名的时候一直说着上海话，“和我们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比起来，她总是刻意地流露出一点优越感。”他当时心里想的是，上海人和从前也没有怎么大变样。
但是后来一个老师让他改变了想法。“那个老师对着那个女孩说‘请讲普通话’。”黄唯刚记得那个老师也是上海人，“他说‘既然报名参加考试，就应该知道普通话的重要性，所以请不要再说方言了。’”
黄唯刚说自己了解，说不说普通话，其实是个态度的变化。无论上海人愿不愿意，他们都必须承认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着越来越多从外地来的人，“但是主动说的人多了，就表明他们开始承认我们这些人，而且，多多少少还有了一丝尊重人的感觉。”
从顶好到家乐福
决定“移民”上海之前，张路路和先生卖掉了在台北的一切家当。“那个时候，一切只能往前看。”张路路说，来的时候，就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了。
刚来上海，张路路记得自己几乎一出门就会同人吵架。出租车司机带着她绕远路；去银行取钱，人家说一天只能取不超过一定数量的现金；过马路的时候，即使走在斑马线上也依然胆战心惊，因为车子根本不会顾及走在上面的行人；到超市买东西，付钱的时候经常看到不排队的人，遇到不讲道理的本地人，一开口就说“不喜欢上海就不要来啊”……
几乎从来都没有遇上可以让她顺心的事情。
最初来上海的时候，张路路把家安在古北。那个时候，她家的周围，只有一家顶好超市。“那时候想，只要可以就近买东西，就可以了。”至于能买到什么，他们没有太多的考虑和奢望。那时对他们来说，上海，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，却并不见得是个生活的好去处。
然而，有些变化却在悄悄地进行。
古北的台湾人越来越多，各种小区、超市都渐渐冒了出来。张路路说自己有一天忽然发现，自己家周围居然多出了许多台湾人开的餐厅，晚上居然还有了台北才有的夜市，甚至连胡椒饼那样的小吃也一下子出现了。去超市的选择也多了，古北家乐福已经代替了顶好，成为了很多人的新选择。最重要的是，当年那些在超市购物不排队的人也没有了。
换在10年前，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。
张路路发现，就是在生活的最细微处，上海，似乎已经开始为像他们这样的“外乡人”改变。“也许是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吧。”张路路低下头，细细想了想，“现在在上海的台湾人大概有好几十万了。”
制度的改变
黄唯刚的手头保留着两份上海地区社会考生参加四、六级英语考试的报名通知。“从这两份通知的报考资格里，就可以看出一些东西。”
第一份2002年的通知的报名资格上写着这样的条件：“1.1987年以后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上海地区高校毕业生。2.在沪工作的已取得上海户籍或有居住证的外地高校毕业生。(有暂住证者不能报考)”
第二份2004年的通知里的规定是这样的：“1.1987年以后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上海地区高校毕业生。2.已在沪工作(需单位人事部门证明)的外地高校毕业生。”
“通知里第2条规定，其实可以看出对考生的范围扩大了很多。”毕竟，拥有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外地高校毕业生并不算多。而在上海，一个人的英语能力又是他在职场中获取职位的重要工具。黄唯刚觉得，这种变化，比起人们说普通话，更加让人兴奋，“因为这些都是制度上的改变。”
他知道，制度上的改变，对于人的影响，更为重要。
张路路也感觉到了这一点。最初在上海投资办厂，她觉得自己真的是被当作“外来投资者”看待的。虽然头几年也有免税的政策，但是在办厂的过程中，各种条条框框，让她和先生觉得做起事来有些束手束脚。
甚至连办公室的租用，都必须在固定地点，“那时候说要定在政府规定的外贸商务楼里。”他们最初在上海租用的办公室，就在当时的扬子江饭店，“租金很贵。”
可是现在这样的规定都没有了。尽管政府也不免税了，但是他们的公司却愈来愈被当成本地企业在对待。张路路说自己喜欢这样的态度，她觉得，上海正在慢慢向她张开怀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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